去杠杆稳步推进 防风险能力显著提升

　   如何看待2017年的年中经济形势，尤其是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去产能、去杠杆落实得如何？企业防风险能力是否得到有效提升？未来发力的侧重点在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吴振宇。

   中国经济时报：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就您的观察，自去年以来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去杠杆政策取得了哪些效果？

　　 吴振宇：就整体而言，我国引领新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正在形成，去产能、去杠杆向纵深发展，微观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增速逐步企稳，并且，“三去一降一补”正引领经济走向增长新平台。自2015年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逐步增多，增速向新增长平台收敛。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为6.9%，与上年末相比，增速略有回升。

　　 在增速企稳的同时，经济结构继续优化。随着去产能、去杠杆等政策的推进，经济困难地区的增长有所恢复，传统产业集中度提高，产业融合不断深化，资金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明显减弱。经济运行中的新动能不断涌现，共享单车、网络租车、电商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特别是重点行业去产能顺利推进，带动宏观经济全面走稳。2017年，煤炭去产能任务为1.5亿吨，钢铁去产能任务为5000万吨。从上半年的情况看，任务进展顺利，预期仍将超额完成任务。去产能顺利推进，恢复了企业盈利能力，其积极效果向经济其他领域扩散，带动宏观经济全面走稳。黑色金属压延业、非金属矿制品业在2016年二季度经营状况就出现明显好转，黑色金属矿采业经营情况也在2017年一季度明显好转。过剩产能行业经营状况好转、工业企业主动增库存，改善了经济运行的宏观背景，成为增长回升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在去产能的推动下，企业去杠杆的效果如何？负债率有何表现？

　　 吴振宇：总的来看，去杠杆稳步推进，经济活力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提升。就企业而言，去杠杆效果显著，负债率持续下降。地方政府通过债务置换和规范融资行为，财政稳健性明显提升。宏观杠杆率增速放缓，去杠杆面临的有利条件增多。

　　 一是去产能成为企业去杠杆的主要推动力。通过去产能，工业企业的负债率持续下降。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84%，2015年下降为56.20%，2016年年底降为55.8%。负债情况改善集中反映在过剩产能行业，煤炭采选业的负债增速于2016年2月达到11%的高点后，增速持续下行，今年一季度债务总规模同比出现下降。黑色金属采选业的负债增速于2016年4月达到7.9%的高点后持续下行，今年3月份以来，债务总规模同比明显下降。非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压延业等其他过剩产能行业也出现债务增速快速下行，或者债务总规模下降的良好局面。

　　 二是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财政纪律得到强化。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平均已经达到80.5%，局部地区超过100%。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过高成为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应当通过存量债务置换和新增债务管理等方式，使得地方政府举债程序更加规范，债务负担有所下降。

　　 三是货币供应量增速下行，宏观杠杆增速有所放缓。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行的同时，需要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风险加大，对货币供应量增长形成倒逼机制。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为转型升级提供有利金融环境的同时，也有效应对了部分领域出现的风险和波动。

　　 总体看，近年没有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而是通过宏观调控方式创新，控制住了宏观杠杆率上升的势头。2015年我国宏观杠杆率比2014年上升11.4个百分点；2015年仅上升6.2个百分点，增幅收窄。今年GDP增速有所回升，但M2增速回落，年底宏观杠杆率增幅有可能会进一步收窄。

　　 中国经济时报：在去产能、去杠杆迈向纵深的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吴振宇：一是去产能带动企业去杠杆的边际效应降低，需要多策并举加大去杠杆力度。

　　 自2015年以来，过剩产能行业企业经营条件改善、财务状况好转，主要来源于“去产能”后供需关系调整引起价格上涨带来的积极效果。今年4月份以来，PPI上涨势头放缓并出现下降。从宏观背景看，我国需求侧增长仍有一定支撑，去产能将继续推进，PPI可能会在当前位置徘徊。PPI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改善需要更多通过技术更新、产品质量提高、加强内控等管理手段。特别是债转股政策推进以来，地方政府积极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加快推进企业债务重组工作。政策支持下的企业降杠杆与去年以来“去产能”形成的去杠杆，形成政策上的接续。随着债转股政策推进，企业债务负担降低，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提升经营能力。对于银行来说，也有利于盘活沉淀资金，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二是要调整负债结构，更多使用中央财力支持地方政府去杠杆。

　　 根据财政部统计，我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为36.7%，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增速仍保持在中高速水平，未来5到10年平均增速仍在6%左右的水平上。相对较高的增速，为政府提高负债水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在稳增长和投资冲动下，不少地方政府通过依托地方融资平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产业投资基金等渠道，通过明股实债、违规购买服务、违规担保等不规范的操作，融资用于建设项目投资，积累了大量隐性债务。我国政府债务总体水平处于低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而地方政府在债务融资渠道收紧后，面临经济增速下行、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的局面。可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限额，在“堵后门”的同时，根据各地财力、发展阶段适当提高其债务限额，为地方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财力支持。

　　 三是宏观杠杆率仍处于高位，经济增速企稳回升后，将对宏观调控带来压力。

　　 2016年底，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08.3%，全球平均为130%左右，美国、欧元区低于100%，日本在230%左右。相比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宏观杠杆率处于高位。与杠杆率高企对应的是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低位。在最近的一轮经济增长扩张期（2001年—2007年），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平均为0.65。2014—2016年，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平均0.5。如果经济企稳回升，预期改善，货币流通速度将会以较快的速度回升，从而造成信用过快扩张，面对资产价格上涨受到较多控制的局面，可能会引起大宗商品或消费品价格的过快上升。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两难的选择。当前，应该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的同时，加强政策的灵活性，根据国际经济需求回升的态势和国内经济运行情况，继续收紧M2增速。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同时，加快推进降成本、补短板，更多通过供给活力的释放而不是需求拉动，促进经济回升，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更有利的条件。